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哲学探析
时间：2024-04-24
来源：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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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中国学术必须开启中华新文化创造的“自我主张”、自觉自律，这是文化发展史的深刻启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立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和文化哲学的基本立场，梳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历史环境、精神内核、本质内涵。在此基础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必然性源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需要和各自文化使命的需要，详细探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方法论原则、具体途径及终极目标。最后，阐发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多维度的、层层深入的重大文化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新文化
如果作为前现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积极主动地与作为现代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融合，重生为中华新文化；或者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并内化为其中的文化基因，二者都将失去对新时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解释、引领和指导能力。因此，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背景下，积极推进和实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就显得极为重要，这事关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繁荣发展，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前途命运，事关新时代中华新文化的成功构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一个重要时代课题，也是重要的学术话题。从学术史看，关注并讨论两者融合问题的学术讨论并不鲜见，但是，与以往自在的、仅从文化战术层面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问题的做法不同，本文是在自觉的、文化战略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即立足于唯物史观和文化哲学，深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哲学存在论根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文化发展史的视域下，对两者融合问题展开高度自觉自律的审视和考察。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唯物史观这一根本观点为我们认识文化的本质提供了根本遵循。不论哪个民族、哪个历史时代的文化，其精神内核无疑是哲学，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②，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体系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思想体系。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后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它是资本主义兴起后所造就的社会矛盾尖锐和社会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加剧的产物，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如果说启蒙思想已经属于现代文化，那么全面超越启蒙思想的无产阶级文化当然就是“后现代文化”。无论“现代文化”抑或“后现代文化”，实质性所指乃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扬弃。其次，既然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系统批判和实践扬弃，那么它所关注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人类解放以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会论及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但是它的首要的、重大的主题是人，而且是社会中的人，是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彻彻底底的、科学的人道主义，又是彻彻底底的、科学的社会历史主义。再次，马克思主义是横空出世的，又不是横空出世的。我们说“是”，是指它以无法被超越的崇高的、严密的理论体系迅速出现在人类思想史中。我们说“不是”，是指它有内在的文化史根源，是欧洲文化史发展到19世纪的必然产物，是对欧洲文化尤其是欧洲近代文化的自觉的继承和扬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在间接地研究欧洲文化，就是在间接地批判地吸收欧洲文化。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对欧洲文化的重大继承，但是我们这里并不否认直接研究欧洲文化的重要意义；同样地，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对欧洲文化的批判性颠覆，我们这里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依然扎根于欧洲文化。最后，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思想体系。这集中体现为它的实践诉求即“改变世界”，以及由此决定的与各民族独特社会历史融合的文化必然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而实践总是各民族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性实践，所以它绝不是“纯而又纯”的“经院哲学”，而是必须同时穿梭于社会现实和“书房”的科学理论。这种思想体系看似思想的学术性、严苛性、纯洁性不高，其实是超越纯学术的真学术，超越理论严苛的社会历史严苛，超越理论纯洁的社会历史之不纯洁。总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外在化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对抗，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批判和实践诉求，是对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道路的总体性探索，继承和发展了欧洲文化。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甚至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科学性和影响力的精华。在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自己时代”不能被仅仅理解为19世纪，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依然有效，而且比其他各种产生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思想流派更为有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有效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到来，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自己时代”。正如萨特所深刻指出的，“这三种哲学(指笛卡尔和洛克的哲学、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以及马克思哲学—引者注)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至今仍然拥有强大生命力的精华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④毫无疑问，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内在地蕴含着现代文化价值评价标准，而不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纯客观性描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具体理论或观点，它已经如其所是地存在于文化史之中了，说它“优秀”或是“糟粕”，是由我们今天的文化价值标准去衡量而得出的结论。例如，“大一统”政治观念在古代被视为优秀文化，在今天同样被视为优秀文化。但是，封建专制主义在古代被视为优秀文化，在今天则被视为糟粕文化。不过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优秀”或“糟粕”等外在表象之下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本质。中华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农耕一游牧自然生产方式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文化系统，拥有悠久灿烂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内涵，而且是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中自成一家、从未中断的一个。作为一种非常成熟的农耕一游牧文化，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开创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核：“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俭。”⑤同样地，中华传统文化也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对于“自己时代”，我们可以指认为从三皇五帝到1840年。尽管这期间生产力和社会形态也在不断发生时大时小的变化或转型，但是都不影响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本质。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从语言文字等本质的角度，还是著作典籍等现象的视角，无论是从经史子集等部门学科，还是儒道释等思想流派的视角，亦无论是从汉藏回等民族还是豫鲁江淮等地域的视角，中华传统文化不断丰富完善自己，不断走向成熟稳定，较早达到独具一格的精神气质、核心要旨和存在形态。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光辉灿烂，而且历史绵长；不仅多元多样、多姿多彩，而且气质平和、内核统一；不仅成熟稳定，而且自成一家。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奠基于农耕—游牧自然生产方式的文化系统，属于大地文化、农业文化，既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文化，也不同于西方现代的工商业文化。探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具体问题之前，应首先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二者为什么要融合?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理解和拥有一种历史观和理论视野，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开创的世界历史和国际格局。有一种主观主义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中隐藏着现代性的基因，在明清之际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如果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会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自然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话语体系中，中华传统文化不是“传统的”，而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华传统文化根本不需要和“西方蛮夷”的文化交流，通过自身的“复古”和“旧新”即可解决所有文化方面的困境和问题。持这种主观主义的历史逻辑和文化逻辑的大有人在，这是一种对世界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彻底的无知和幻想。如果不是世界历史的开启，中华传统文化并不会成为“传统的”，也不会在1840年以来产生任何自卑、无用、蒙昧和被嫌弃的情结，这和中国是否进入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错。只要这种生产方式不变革，作为一种非常成熟的、稳定的农耕—游牧自然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文化，一直都是荣光灿烂、博大精深、高妙而致用的。只要是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地基上，进而只要是在民族的、区域性的历史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完全可以永远圆融自足、气闲神定、信心百倍地与其他文化进行平等的优雅对话和交流。但实际的历史进程并非如此，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率先在欧洲确立，并很快开辟出世界历史，摧毁了广大地域的、民族的隔阂壁垒，构建出由西方主导整个世界的支配—从属式世界格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深刻揭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⑥正是这种命运般的世界历史的开启和支配—从属式国际格局的构建，才有了近代中国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⑦只有从这种客观的历史境况出发，我们才能深入探讨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劣、命运和前途问题，我们才能继续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必要性问题。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传统的”，不是因为它自身的不思进取，而是因为中国被强行拖进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世界历史。正是在世界历史、现代国际格局中，中华文化显得“跟不上时代步伐”而成为“传统的”。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定要在新时代复活、复兴，而且是在世界历史、人类全新文化意义和层次上的复活、复兴，即习近平总书记所期待的“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⑧。要想做到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指出了道路，那就是“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⑨，具体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⑩。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是非常必要的，事关马克思主义世界范围的发展繁荣、永葆活力，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活、复兴的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新文化的成功创造。第一，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它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首先，马克思主义植根于欧洲文化传统，是欧洲文化集大成者。如果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进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思维范式，那么它将始终是外来的、异在的。其次，如果马克思主义始终外在于中华文化，那么就不能掌握中华民族，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理论诉求——解放全人类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再次，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核心精神的学说，而实践始终是具体的、历史的、民族的。就中华民族而言，它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不能转化为实践，即不能指导中国曾经的革命运动和现在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运动，结果只能是抽象化、教条化以至于失去生命活力。历史上这样的悲剧时有发生，当王明以原教旨主义的优越感和教条主义的正统感，以所谓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嘲笑毛泽东的“山沟沟里面的马克思主义”时，历史的悲痛教训反过来嘲笑了王明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正统，同时认同了毛泽东的“山沟沟里面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统。历史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不在于“教条”，而在于“方法”；不在于原教旨，而在于它指导下的实践效果。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⑾总之，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内在规定和客观要求，否则就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走向自己所坚决反对的境况：“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⑿第二，比较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有必要与马克思主义融合。无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么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论曾经多么“优秀”或现在依然“优秀”，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文化的根本性质上说它不是现代文化，而是前现代的文化，它不是现代化生产方式所开创的工业—商业文化，而是小农生产方式所开创的农业—游牧文化，这就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根本上不适合正在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正如李大钊尖锐指出的，“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绝不是‘万世师表’。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它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⒀正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这种“先天”文化本质和封建主义的阶级本质，又恰逢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主义的阶级要求，以及世界历史越来越全面彻底的展开，它必须高度自觉而主动地与马克思主义融合。马克思主义是对现代世界之本质和秘密的系统性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揭示、批判和超越，只有通过融合马克思主义蕴含的现代的、甚至是后现代的文化基因，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完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复活、复兴。总之，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先天”文化本质、历史背景、阶级属性和理论诉求，我们既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无法简单地、外在地拿来就用；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法很好地满足新时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实践的需要，但我们又不能将其丢弃、割断自己的精神血脉。那么，唯一的出路和前途就是二者融合。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动因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需要。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伟大成就，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路，这些伟大历史实践虽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导”，并没有阐明其中的每一个重大环节及其重大意义。同样地，这样的伟大历史实践尽管隐秘地借助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也缺乏对这样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独立言说和系统解释。只有通过融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包括二者在内的一切先进、有用的文化资源，对一百年来的伟大历史实践进行科学的、创造性的、独立自主的文化探索，我们才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本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给予系统、全面的阐释。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实践，中华民族自己开创的道路，只能靠自己去进行文化反思、提炼和创造，没有现成的文化理论可以解释这一切。质言之，只有通过融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自己、实现自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复活自己、复兴自己，才能言说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全人类、世界历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意义。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可行性、方法论原则和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不仅极具必要性，而且具有现实可行性。两者的融合是一项长期、持久、浩大的系统工程，要顺利推进和有效实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必须明确目标，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可行性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之可行性的最大理论根据是唯物史观的根本洞见：“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⒁首先，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近，这是实践或物质生产方式方面的具体实际。如果中国没有现代性的物质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就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出场和长期在场。它只有在已经开始现代化和已经比较现代化的中国才能顺利出场，进入我们的民族文化谱系，发挥越来越强大的理论威力。同样，中国如果没有现代化的物质生产方式，没有由此带来的文化难题和生存困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就不需要本质性的转化，就不存在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问题。因此，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迥异于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物质生产方式，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提供了实践基础方面的现实可行性。否则，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就只能是主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化臆想。其次，尽管从实践基础、物质生产方式和历史条件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本质差别，但是从哲学思维、精神内核看，二者却又有很多旨趣相投、异曲同工之处，使得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具备了文化创造层面的现实可行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从哲学本体论层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发展了实践概念，通过实践概念真正弥合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的二元对立，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自柏拉图开始的理念论特别是近代德国观念论，进而创立了实践哲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实践，从形而上视角看也是实践哲学。比如，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墨家强调“必务求天下之利”，法家强调“如何致富强”。二是从哲学世界观层面看，马克思主义强调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⒂，是一种“完成了的”“天人合一”世界观。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强调“天人合一”，且是最为核心的文化精神之一。无论儒家还是道家或佛教，都是从宇宙全局去看人以及人和宇宙关系，人与宇宙是“合一”的而不是二元对立的。三是从哲学方法论层面看，马克思主义强调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把世界看成是人的对象化产物，把人看作世界的一部分，正是主客体之间的辩证法创造出作为历史性存在的人和不断生成的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变易”和“生成”，把整个世界及其中万事万物看作一个“生生不息”“流转不居”的“周而复始”过程。四是从社会哲学层面看，马克思主义强调共产主义，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强调整个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或以人为本的社会哲学、人的哲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强调民本思想，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样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哲学、人的哲学。五是从政治哲学层面看，马克思主义强调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高低贵贱差别，彼此是相互平等的关系，而且最后必将过渡到无阶级无国家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状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和为贵”“天下为公”。可以说，“自由人联合体”和“天下为公”的宗旨是精神相通的。由此可见，在哲学本体论、哲学世界观、哲学方法论、社会哲学、历史哲学、人的哲学等诸多文化内核、精神气质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心心相通。基于此，融合才有可能现实展开。此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开放的、稳健的、包容的、兼收并蓄的文化品格，这保证了二者融合的平顺、和谐和有效。再次，中国共产党作为强有力的文化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具有可行性的政治关键。“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⒃有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和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就拥有了政治保障、资源优势和人才保障。而且中国共产党率先垂范，带头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创造出一系列光辉典范。最后，文化融合需要充分的理论准备，也需要巨大的理论创新，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基础条件。如果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忘净尽，即使其他条件样样具备，也无法实现融合。可喜的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学习、消化、提升，中国学术界已经具备相当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同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在持续拓展和深化，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保障能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是一项浩大繁复的文化创造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续推进，久久为功。在实际的艰辛漫长的融合工作中，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策略显得尤为重要。第一，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有效开展和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工作。首先，最为根本的方法论原则是唯物史观的强有力定向，即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不断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物质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历史发展和未来趋势，关注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发展所奠基和开创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把它们看作一个统一的社会有机体，并且深入解剖这个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有机体。除此之外，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世界历史意识和人类整体意识，把中国现代化进程放到整个现代世界发展的总体中加以考察，在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层面和立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成熟而自觉地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和整个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创造性地解答时代之问、人类困境。其次，坚持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创新精神。坚持文化自信，我们就要对当下中国所掌握的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其他各种文化——充满信心，不能“言必称古希腊”，也不能“言必称欧美”。坚持理论自信，中国文化界就要摆脱在西方文化面前的“小学生身份”“学徒状态”，坚信自己的理论能力，敢于在文化创造方面“自作主张”。坚持创新精神，就是要本着中国具体实际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去大胆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不是文献编纂学或比较研究学意义上的融合，而是彻彻底底的、前所未有的文化创造事业，不能处处奉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古圣先贤的某些观点、甚至欧美文化的某些观点为圭臬而畏手畏脚。再次，坚持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是一项伟大的文化事业，必须坚持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必须坚持党为文化事业指引的方向、开创的道路、设定的目标，这是融合事业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也是得以有效开展的政治保障。最后，要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和雅量。做好融合工作，就要去除自己内心深处的种种“魑魅魍魉”，如原教旨主义、教条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崇洋媚外主义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与时俱进，坚持胸怀天下，坚持独立自主。融合不是一方征服或吞并另一方，也不是一方支配或主导另一方，而是双方共同构建、创造中华新文化。中华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三位一体的，或者说，中华新文化是“一体”，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翼”。第二，坚持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同向发力、统筹推进的具体融合策略。首先，做好翻译工作和系统性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融合。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源自欧洲的思想体系，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及相关研究高水平地、系统地翻译成中文，这方面的工作已卓有成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业已翻译完毕，第二版也在有序进行。当然，这方面的工作还应该继续做好，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优秀成果，也应及时翻译过来。同时，要对翻译成果开展系统性、深入性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融合，因为翻译就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言、风格、思维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除此之外，也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性的梳理、甄别、研究，分辨优秀部分，挖掘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之源、本真精神、现实价值，为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做好准备。其次，开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性研究，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异和同，更加突显各自的内涵、本质、特征，使我们进一步清晰地看到融合的方向、空间和意义。例如，何中华教授著《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机遇》，从历史文化条件、运思方式、人与自然关系及实践观等方面系统地对比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非常鲜明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异同，从儒家思想的视角提供了融合的范例⒄。不仅如此，这种比较性研究应该在更深层次、更大规模上展开，而且比较性研究并不是仅仅去寻找相同点，寻找本质区别也同样重要。我们可以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周易、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儒家实践观、人民思想与民本思想、共产主义与天人合一等精神核心层面的相同点和根本差别，从而有利于我们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异同和特征。在此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跨学科的融合、共创工程。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三个领域可以组建团队，从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研究中华新文化的发展路径、构建规律。这里有个严峻但又意义重大的挑战，这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如何融合科技文化，以增补自身完全缺失、对现代世界却又无比重要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通过自我完善和创造，拥有涵养、支撑现代和未来科技发展所需要的思想营养、思维方式和哲学精神，就像近代西方哲学，内在地就包含着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精神。再次，重视融合基础上的大胆创造创新。这既是融合的目标，也是最重要、最高意义的融合。这种创造性和创新性的融合，要求突破文化自身的范围，积极主动地与中国社会现实相融合，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相融合。走出文本，走向实践世界和生活世界，自觉回答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重大课题、重大困境，这样的融合才是真正的创造，这样的创造才能构建中华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目标是多元的。如更好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展其内涵，促使其复活和复兴，等等。虽然这些都是真实的、有价值的融合目标，却不是终极目标。我们认为，所谓融合不过是文化创造的手段，或者说不能为了融合而融合，为了博学而融合，为了文化量上的扩而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终极目标是中华新文化的系统性创造和构建，是中国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牢固确立和世界范围的承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历史使命是中华新文化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克服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本身固有的和无法自我克服的文化缺陷和困境，探索人类新型文化，为现代世界“立心”，为整个人类“立命”，继古今中外“绝学”，开未来万世之“太平”。这是宏伟的融合目标，也是前所未有的艰巨使命，这种层次的融合，才是作为目的的融合，才是融合的真实目的。正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层次是多维度的、层层深入的，融合的意义也是多维度的、层层深入的。在通往“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的路上，阐明融合的多维度的、层层深入的重大意义，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第一，对马克思主义而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是其世界性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在世界范围发挥理论指导功能的关键一步。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它就不再是外在于、异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状态，而是进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内化为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面向长远和未来的文化基因，从而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力，也保持住了自己“改变世界”的哲学宣言。因为“改变世界”首先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和与时俱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和实现与时俱进的重要路径。从实践层面讲，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越成功，离自己解放全人类的理论宗旨就越接近，而想要达此实践目的，就越应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第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与马克思主义融合是其复活、复兴的关键一步和重要途径，也是优化自身基因、充盈自身文化血脉的关键一步和重要途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过去的文化本质，毕竟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世界的本质完全不一致，不加以重铸必定被历史“遗弃”。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就在于历史的权利、内在固有的地位和坚韧包容性，即它作为源远流长的文化早已浸人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与中华民族的灵魂不可分割，使其顽强地、持续地存活和赓续演化。但是，通过与马克思主义乃至于西方现代优秀文化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再仅仅是不绝如缕地存活、赓续了，而是大放异彩、新生般地复活和全面复兴，从而担起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大纛。质言之，通过与马克思主义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径直地拥有先进而科学的现代文化的基因和灵魂，这样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完成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向工业、从民族主义向世界主义的凤凰涅槃。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芳龄永继”，不仅是文化的历史本质，而且构成文化的现代本质。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中华新文化，这必定以极大的开创性载人世界文化发展史，其意义与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我们所说的中华新文化，有着独特的、丰富的内涵。中华新文化不是20世纪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起的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所谓新文化运动，是相对于落后的、腐朽的中华传统文化而言的，只是比较意义上的相对的“新”。它的本质和主要内容是西方现代文化，就西方现代文化本身而言，无所谓“新”，而且颇显“旧”。中华新文化虽然也是在比较意义上提出来的，但是参照系完全不同于新文化运动概念的参照系。中华新文化概念是以今天所有文化为参照系的，即在文化性质上既是相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新”，又是相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新”，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及其世界历史影响在文化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历程及其对整个人类历史、世界格局重大影响的文化升华。从中不难发现，中华新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终极目标是极其伟大的，同时，达成此目标的道路也是极其崎岖漫长的。回顾世界文化史，可以大体上相比拟的应该就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本质上是开创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它是与当时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完全吻合的，从当时人类历史的各方面看，也确实是“新”的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之结果的中华新文化的重大意义，又是多维度的、层层深入的。首先，中华新文化是对中国一百多年现代化探索实践的文化升华，是对中华民族从亡国灭种边缘迅速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文化反思，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实践的文化总结，所以必定是对中华民族整个历史而言都非常重要的一期文化，是继汉唐佛学、宋明理学以来的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创立的中华文化发展的高峰。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变局”，正在走向的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指明了大概方向，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相关现成的总结，西方现代文化对此又充满懵懂和敌意，只能靠中华新文化去反思、提炼和总结。其次，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以非常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极大地突破了资本主义的范围和现代化模式，而且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不仅如此，还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为整个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积累着而且必将继续积累极其宝贵的探索经验。因此，对这样的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反思、提炼和总结，必定超越中华文化史上的汉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等任何时期的文化。因为单就文化影响力而言，汉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等只是中华民族的区域性文化，影响范围主要在东亚地区，而中华新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又是整个人类的，影响范围将扩展到整个世界。因此，随着中华新文化的不断创造、构建和发展，必将极大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而且确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及其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没有自己的新文化的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强国，是名不副实的。因此，随着中华新文化的不断创造、构建和发展，“四个自信”特别是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必定深深嵌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再次，中华新文化必将走向世界现代文化的中心舞台，成为世界现代文化的重要贡献者、参与者和竞争者乃至于引领者，发挥越来越强劲的文化影响力，散发出越来越鲜明的独特魅力。如果说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说”越来越得到历史的和西方现代文化的证明，西方现代文化在人与自然紧张对立、人的本质高度异化、历史虚无主义等泥淖中无法自拔，那么中华新文化必将逐步超越、弥合和修正西方现代文化，成为整个人类的新文化，为现代人类寻求“安身立命”的新精神家园。正如汤因比和池田大作所断言：“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⒅尽管中华新文化目前还只是一种“幽灵”般的存在，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正如共产主义在1848年同样只是一种“幽灵”般的存在，而在今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越长越茁壮了，同理，中华新文化也必将一步步地“赋形”并茁壮成长。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③[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林镶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④《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⑤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2页。⑦⑩《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第67页。⑧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第41页。⑾[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8页。⒀《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⒁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第185页。⒃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44页。⒄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机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⒅[日]池田大作，[英]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84页。声明：本公众号所转载的文章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如涉及来源标注错误、侵权等问题，请留言，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联系人：詹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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