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9
来源：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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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6日，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与同志们分享在《向党旗宣誓：老一辈革命家的入党故事》中的文章，小标题为我在阅读这本书时所加。这篇文章选自《毛泽东自述》。
第一次读到报纸。
当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报纸，报名《民力报》，是民族主义派的革命的报纸，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领导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并发现《民力报》里面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
第一次发表政见。
这时，长沙正处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异常，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有点糊里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们和新领袖的区别。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张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部长！
其时“反对外资”修筑川汉铁路的运动开始，成立议会制度的要求也普遍地展开，但结果皇帝只是下诏组织“咨议会”。于是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了。他们以反对留辫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反满情绪。我和一个朋友毅然剪去发辫，但约好相继剪去的一帮人却不履行他们的诺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击他们并强力剪去他们的发辫,结果有十个人做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者”。这样，在短期内，我已经从嘲笑“假洋鬼子”的假发辫进步到要求普遍地剪发了。政治观念是如何地可以转变一个人的观点啊！武汉起义（1911年10月）之后，湖南宣布戒严。政局在急遽地变动。一天，有个革命党得了校长允许，到一个中学里面作煽动的演讲。当场有六七个学生起来声援他，痛斥满清并号召大家起来建立民国。每一个人都专心一意地听着。听过这个演讲四五天之后，我决心加入革命军，决定和几个朋友到汉口去，同时我们向同学募一些钱。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我就到驻扎城外的一个军队朋友那里去借。我被卫兵拦住，这个地方已经变得十分活跃了，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大批地在开到街中去。当时，叛军正在沿着粤汉路进窥长沙，战事已经开始。在城外发生一次大战，同时城内也起了叛乱。城门被中国的劳工们攻了下来。我靠了其中一个劳工的帮助，重新回进城中。然后站在一块高地上观战，直等到最后看到衙门上飘起了写着“汉”字的白旗。我回到自己的学校，那里已在军队的看守下了。我的饷银是每月7元——不过，已经多于目下我在红军的饷银了——其中我每月要用去两元吃饭。我还要买水，因为士兵都要从城外挑水进来，此外多余的饷银都用在报纸上，我已变成它们的热心读者了，在当时与革命有关的报纸就是《湘江日报》。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初次知道这个名词。我也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和它的原理的小册子，并热心地写信和同班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但只有一个人的回答表示同意。革命的结局还没有决定。满清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部又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湖南听说战事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有许多军队都组织起来反对满清和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人准备起事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成立了协定，预计的战事停止，南北“统一”，而南京政府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继续求学。这时，我已经做过半年兵士了。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广告——彼时有许多学校开办，而且都用广告来吸收新生；我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来判断学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我断定还是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比较好，出了1块钱去报名，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父亲很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1个月。我发现在这新学校中的困难就是一大半课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帮同学一样，英文程度很坏，简直只认识字母。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我讨厌这种情形，就在月底退学，并继续阅读广告。我在学业上的第二次冒险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1块钱报名，应了入学考试，以第一名被录取。这是一个大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的也很多。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6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和约翰•斯陶 德•密尔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史地混合起来。这时我没有钱用，因为家里不给我金钱，除非我进学校。又因为会馆不能再住下去，我开始寻找新的托身之所。同时，我恳切地考虑了我的“职业”，并以为我最适宜于教书。于是我又开始留心广告了。现在我注意到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我高兴地读了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很便宜。在这个师范学校中，我做了5年学生，并且居然拒绝了此后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真的毕业了。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我感觉自己需要几个亲密的同道。一天，我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热心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前来和我接触。我指明要坚强不屈、愿意为国牺牲的青年。广告登出后，我得到三个半答复。一是罗章龙，他后来加入共产党随后又背叛党。其余答复是两个青年的，后来变成极端的反动分子。半个回答是一个不加可否的青年的。他叫李立三。李听完我所讲的一切话，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过后我们的相识并未进而成为友谊。但是，渐渐地我在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这样造成了日后一个团体的核心，后来这个团体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国事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群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去讨论琐细的事情。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个宗旨。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我和其他城镇里许多学生和友人建立了广大的通信关系。渐渐地，我开始了解一个有着更密切联络的组织的必要了。在1917年,我和几个友人发起了新民学会。会员约七八十人，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会员中的大部分，在1927年“清党”时期都被杀害了。同时，在中国其他部分，像这类的激进团体都由那时在中国政治上占有势力的战斗青年纷纷组织起来。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做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这一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我是1913年入师范学校的，于1918年毕业。我在学校的末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更打断我回家的心向。是夏，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出国以前，这些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后来大半都变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我陪了几个湖南学生到北京去，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在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结果被张作霖处决。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8块大洋。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不过，当时我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1919年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回转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积极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动向的团体。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大混蛋张敬尧。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随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学会有一个湖南“独立”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