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二个结合”的契合根基与文明价值作出系统阐发，深刻揭示了这一原创命题的理论逻辑。“第二个结合”聚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内在融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具原创性的理论标识。围绕“第二个结合”这一核心论断，凝练出魂脉与根脉、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主体性等一系列标识性范畴，形成逻辑自洽、内涵贯通的概念集群。标识性范畴是以“第二个结合”为理论方法与分析框架，系统创新形成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构成了根植于实践基础的互释共生关系。其中蕴含着植根唯物史观、贯通古今文明的系统化辩证方法论，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文化建设与治国理政提供了深层思想遵循。
“第二个结合”标识性概念群的生成逻辑与理论特质
标识性概念是区分理论范式、彰显理论原创贡献的核心载体，也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支撑。“第二个结合”所孕育的一系列范畴，正是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建构本土文明理论的标志性成果。近代以来，西方依托唯心史观形成具有文明等级偏见的分析框架。黑格尔以线性历史阶段论将中华文明划定为文明发展的早期形态；费正清提出“冲击—回应”分析范式，预设近代中国文明处于接受西方冲击的被动地位。受此类理论浸染，国内思想界先后出现全盘西化与文化复古等思潮，二者均割裂了文化与科学理论的内在关联，无法客观把握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内在路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打破西方单一化文化叙事，指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同时阐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奠定了“第一个结合”的理论根基，也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理论先导。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演进脉络来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要求，提出系统梳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文化遗产。“第一个结合”已包含融合传统文化的思考方向，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地位的理解持续深化，但尚未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引、贯通中华文明发展的理论命题。直至“两个结合”的提出，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独立为“第二个结合”。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单一实践逻辑向实践与文明双重逻辑的理论拓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文化建设的实践积淀基础上，凝练形成魂脉与根脉、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主体性等互释共生、内在贯通的标识性概念集群。此标识性概念围绕“第二个结合”的主体关系、融合机理、价值归宿，构成有机统一的完整逻辑链条，兼具学理依据与原创价值。
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概念和原创性论断，“第二个结合”兼具原创性、文化性、自主性等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阐释科学理论与各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一般原则，并未系统论述科学社会主义同绵延五千余年中华文明深度融合的完整路径。“第二个结合”立足马克思主义，跳出西方文明冲突、优劣对立的叙事框架，搭建起文明平等对话、双向共生的全新理论范式，为系列范畴的阐释运用提供根本方法论遵循。标识性范畴则从融合机理、价值立场等不同维度，体系化、学理化阐释“第二个结合”的核心要义。立足于“第二个结合”所蕴含的主体关系、融合机理、价值归宿三重理论维度，魂脉与根脉、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主体性等范畴，构成把握这一概念群的关键理论环节。“魂脉与根脉”厘清“第二个结合”的主体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统领全局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发展的根脉，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割裂。“新的文化生命体”阐释二者融合的深层机理：马克思主义激活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等朴素社会主义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赋予本土化话语表达与群众接受基础；“文化主体性”是整套概念群的价值核心，只有依靠“第二个结合”才能重塑民族文化自主地位。
贯通文化与文明的辩证思维：“第二个结合”内在的方法论逻辑
“第二个结合”不只是一项静态理论论断，更是一套贯穿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明交往全过程的思维范式。它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同中华传统和合、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融为一体，在文明双向互动的动态统一逻辑中构建完整方法体系。
文明平等互鉴是“第二个结合”方法论的立论根基，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等级叙事。长久以来，西方依托近代经济、军事霸权构建起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把自身发展道路视作人类文明唯一出路。“第二个结合”立足人类实践创造文明的基本原理看待不同文明形态，承认不同文明仅存在发展路径与历史形态的差异。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发展未曾中断，自身蕴藏的民本、和合、天下大同、革故鼎新等思想，具备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融相通的内在基质。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同样适用于理解中华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融通。二者的结合是在价值契合基础上双向滋养和彼此成就，即马克思主义为传统文化完成现代转型提供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赋予民族话语与群众情感载体，这打破了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为化解世界范围内文明隔阂提供了源自中华文明实践的思维方案。
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民族文明与人类文明等多重关系，“第二个结合”始终以矛盾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底层思维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这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古与今、中与西视作互斥关系，而是在动态平衡中把握彼此共生关系：一方面打通古今文明脉络，依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化解复古主义与全盘西化的极端认知；另一方面锚定魂脉与根脉的统一，以马克思主义之魂脉校准文化发展方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筑牢民族精神根基。同时，以辩证思维兼顾民族本位与人类视野，秉持胸怀天下的格局，以自身文明发展助力人类文明整体进步。
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是推进“第二个结合”落地实践的核心工作思路。守正是创新的根本前提，一旦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根脉的根本规约，文化创新极易偏离正确方向，滋生改旗易帜的潜在风险。坚守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传承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标识与价值内核，才能守住“第二个结合”的根本方向。创新是守正的延伸与生命力所在，既需要依托“第二个结合”持续丰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对传统文化开展辩证扬弃，赋予其契合当代发展的时代内涵。守正创新一体两面，同时规避了文化保守主义故步自封与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传统的双重误区。
整套方法论最终落脚于精神自主的价值追求，以文化主体性破解近代以来长期依附西方理论范式的历史困局。“第二个结合”通过生成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体系，搭建阐释中国道路、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自主分析框架，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牢牢掌握文化阐释与文明解读的话语权；依托稳固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得以自主走出区别于西方掠夺式、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文明道路；在全球文明对话中始终保持平等独立的主体姿态，依托全球文明倡议等原创理念搭建新型文明交往框架。这清晰地揭示，文化自主是国家政治、制度与发展独立的深层精神根基，“第二个结合”正是实现中华民族精神自立与文化自主的根本科学路径。
把握“第二个结合”标识性概念与方法论的时代价值
系统梳理“第二个结合”标识性概念体系、完整把握其蕴藏的辩证方法论，兼具理论创新价值、文化建设价值与治国理政实践价值，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理论支撑。
从理论建设层面看，这套概念与方法论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视野，支撑起中国自主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第二个结合”专门搭建起文明维度独立完整的唯物史观阐释框架，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明观与东方社会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依托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显著提升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彻底性与现实解释力。
从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层面看，准确把握相关概念与方法论，能够持续巩固文化主体性，更好履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依托“第二个结合”内涵的辩证统筹、守正创新、文明融通思维，可以有效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等错误思潮的侵蚀。以魂脉与根脉辩证统一关系为根本准则，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培育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稳步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夯实全社会文化自信根基。
从治国理政实践层面看，“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破解各类现实发展矛盾提供了独特文化思想武器。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国家治理，充分吸收传统民本、和合、共治等治理智慧；以对立统一辩证思维统筹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与安全等重大关系；以守正创新思路指引文化资源转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稳步推进；以精神自主的价值立场确保现代化建设全程坚守社会主义文化立场，稳步走出具备中华文明鲜明特质的现代化道路。
立足民族复兴全新历史方位，持续深化对“第二个结合”标识性概念体系的学理阐释，自觉运用其蕴藏的方法论推进理论创新、文化建设与治国实践，是长期坚持的理论任务。必须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不动摇，持续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不断培育新的文化生命体，加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人类文明永续进步注入深厚持久的东方理论力量。